财新周刊2024年第33期导播

播音|财新 杨律 文稿|杨律 陈正雅

音频剪辑|仝瀚元 宣发|孙坤

2024年6月20日,中国公民、苏州润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营销总监夏轲孚,与从事医疗器械代理的美籍华人孙靖,受到自称“李娜”的一名当地潜在合作伙伴邀请,从北京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洽谈商务合作,刚出马尼拉机场被控制,在支付了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虚拟货币USDT后,于6月24日被撕票。

在此之前,财新也有过报道,2024年1月,一名常驻德国的华人及其奥地利籍华人朋友受邀去菲律宾考察项目,之后遭绑架并索要巨额赎金,在支付部分USDT后失联至今。

曾经的“亚洲绑架之都”马尼拉,缘何再一次成为孵化罪恶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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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菲律宾绑架风云》。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菲律宾,针对华人绑架案的演变史。

上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绑架案频发,绑匪的目标大都是经济地位较高但政治地位一般的当地华人。

早在元明时期,菲律宾吕宋岛等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移民的重要目的地,19世纪后的近现代,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地区,成为海外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华人社群。菲律宾的华人也遍布全菲各地,其先祖十有八九来自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地区,总人数约有百万,在该国总人口中占比为1%—2%,更扮演经济先锋角色。

有报道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菲律宾股票公开上市的工商控股公司45家,华商为大股东的约有20家;全菲500家最大公司中,华商约占三分之一,在纺织、钢铁、制糖、塑料、建材、物流、餐饮等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据优势,亦掌管着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和最大的购物中心;福布斯菲律宾富豪榜上,前十位经常有半数以上被闽籍华商家族占据。但与所有侨居外国的华人一样,在菲华人社区在政治上较为低调。

1992年《纽约时报》曾经刊文《绑架案件“创伤”在菲华人》,报道猖獗的华人绑架案给菲律宾华人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层面双重伤害。文章开篇描述,一些菲律宾华裔家庭的孩子出门上学前,父母会让他们带上尚不多见的移动电话,提醒他们每个小时给家人打个电话,还有一些孩童无论去哪里都配备专车和强壮的保镖。

愈演愈烈的绑架案激起了华人社团在1993年的抗议,最终引起菲律宾政府的重视,时任总统下令改组菲律宾国家警察队伍,以铁腕警长为代表的政府力量与民间合作,使得此类本地华人绑架潮逐渐被打压。

然而到了2010年,菲律宾又迎来了一个分界点,第二波的华人绑架勒索案大都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多与赌场欠高利贷或者离岸博彩的人口贩运相关,受害人被威胁、折磨以便向家属索要赎金。

我们可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菲律宾绑架罪判决书里,了解赌场绑架的运行逻辑,这其中涉及到的租赁安全屋关押人质、虐待酷刑等特点,在日后的各类绑架案中也屡见不鲜。

判决书中显示,2018年,某赌场公关经理介绍被告吴国松在菲律宾一家赌场的太阳城厅工作,条件是一年赌场流水达5000万比索(约合620万元人民币),吴国松后以“通澳”公司名义在太阳城内招揽客人签单赌博(即借钱赌博)。这个8人团伙分工明确:“扒仔”负责在赌场找客人“做业务”,即在赌场内诱骗被害人借款赌博,有些受害人被以“去菲律宾赌博免费提供筹码,包飞机票”引诱至马尼拉赌博;“档头”负责组织实施,审核赌客是否有还款能力、商谈借款条件,经吴国松同意后将筹码借于被害人,并指派行动组人员和“扒仔”一起监看被害人赌博。

记录在案的一次绑架行动中,被害人签订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协议,但实际上吴国松仅付了300万菲律宾比索。待被害人输光赌资后,“扒仔”以休息吃饭为由,让赌客乘上提前安排好的车辆,戴着眼罩带至出租房内,这个房间是专门用于关押被害人的。羁押期间,行动组人员采用手铐、铁链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通过殴打、电击、恐吓、饥饿等方式虐待被害人,用微信向被害人亲友发送施暴视频、视频直播殴打等,以索要赌债为由并以被害人人身自由及安全相威胁,迫使被害人亲友支付赎金。该团伙实施了8起绑架、1起非法拘禁,主犯吴国松被判处12年徒刑,其余成员分别领刑1年6个月至11年。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唐爱琳,文章除了详细介绍了菲律宾对华人的绑架史外,还探讨了这第三波绑架潮缘何而起,以及产生的人口贩卖衍生犯罪等等问题。

《胖东来 “神话”》

8月7日,永辉瀚海海尚店重新开业,超市刚营业,门口便排起了队。店内摩肩接踵,除了普通顾客,各地超市老板、厂商、设备供应商、媒体都纷纷前来“打卡”。这是胖东来在郑州改造的第二家永辉超市,改造涉及商品结构、价格、卖场布局、服务及员工待遇等多个方面。

胖东来是河南许昌的一家零售企业,仅在许昌、新乡两地拥有12家门店。近一年,“内卷、价格战、降本增效”的风潮愈演愈烈,而这家偏居河南两个低线城市的超市,却爆火出圈,成为产能过剩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逆行代表。

业内人士分析,胖东来实质是“精品超市”定位,构建起与电商和其他连锁超市差异化的商品组合,叠加细致的服务,在低线城市打造一线城市的消费体验,并且保守控制自身盈利水平,审慎控制规模扩张,保证现金流安全。

“帮扶、调改”友商门店,也是胖东来的“业内独创”。创始人于东来公开表示,帮助友商调改不仅分文不取,还经常“倒贴钱”。乘着“胖东来概念”的东风,几家商超改造后的门店业绩“瞬间”高涨。这些现象在网络传播,又产生了新一轮的关注与追捧,流量甚至转化成了股价“兴奋剂”。

胖东来真的有“点金术”吗?所谓“胖东来模式”能否复制且可持续?当全行业都去模仿、追逐同类客群,在新一轮竞争中,胖东来能否长期挺住“不卷”?更多内容请看《胖东来神话》。

《农险增速骤降背后》

农业保险一直是财产险行业中颇为稳定的增长极,相比于增长空间较小、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的车险市场,以及风险和赔付率都较高的信用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不仅能在承保端实现盈利,而且保费增速高,十几年来保持在20%上下的同比增长。

然而,在2024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保费增速突然大幅降到了个位数,同比增长仅仅6%,部分省份如新疆、广东、吉林、云南的签单保费规模同比下降约20%。

虽然各省份的农业保险情况不同,农业保险保费增速放缓的原因也各异,但不少业内人士都指出,这背后不可忽视的共同原因是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与一般商业保险不同,农业保险的一大特征是依靠财政支持。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农业保险走过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路,这主要得益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持续支持。

在地方财政开始过“紧日子”,尤其是县一级财政面临压力的当下,农业保险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此前高速增长的状态转而进入“新常态”。有调研发现,部分省份的农业保险补贴预算减少了,各个市县财政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粮食主产省。值得一提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并非是2024年上半年才开始出现的趋势,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出现了农业保险补贴被地方政府拖欠和挪用的情况。

作为主要依靠财政支持的险种,伴随地方财政预算约束,农险的下一步将如何调整?更多内容请看《农险增速骤降背后》。

《上汽保卫战》

7月10日,上汽集团核心高管更换。董事长陈虹到龄退休,继任者是原总裁王晓秋。46岁的贾健旭出任上汽集团总裁,他此前是上汽集团副总裁兼上汽大众总经理。领导层新老交替之际,上汽集团也走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刻。2024年7月,上汽集团共销售汽车25.1万辆,比新能源车企比亚迪少了9.1万辆。这已是上汽集团连续第二个月销量不及比亚迪,而且今后还有可能会变成常态。

比亚迪的反超并不令人意外。2018年,上汽集团销量达到705.2万辆的历史高点,此后逐年下跌,到2023年跌至502.1万辆。2024年前七个月,上汽集团仅销售207.8万辆,同比再降15.9%。业内人士分析,“上汽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过去太成功了,这几年外部环境迅速变化,它引以为傲的优势迅速消失。”另外一个急需应对的挑战是,上汽集团正在严重“失血”,人才只有流出,没有流入。此次,董事长和总裁更换,被看作是变化的契机。

一家国有车企高层人士认为,上汽集团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央企、国企没有太大区别。在自主品牌方面,除了广汽集团埃安表现不错,其他车企推出的新品牌同样乏善可陈。这表明,国企机制对企业发展创新发挥着客观约束作用。主管部门应考虑调整激励机制,让国有企业放手参与竞争。他认为,上汽集团家底很厚,只要调整到位,相比其他车企仍有优势。汽车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上汽集团已经“先输一局”,未来将怎样卷土重来?更多相关内容请看《上汽保卫战》。